正當防衛制度沉睡的原因：不願或者不敢把自衛權還給個人
《第二十條》和《我不是藥神》一樣，都是以真實發生的案例爲原型創作的法治題材電影，都取得了很好的法治宣傳效果。如果用一句話來點評，我認爲，《我不是藥神》宣示了個人有自救的權利，而《第二十條》則宣示了個人有自衛的權利。今天，我談談正當防衛制度沉睡的關鍵原因：可能是部分基層執法司法人員不願或者不敢把自衛權還給個人。
1997年刑法修訂對第二十條正當防衛制度作了重大調整，放寬正當防衛的限度條件，增設特殊防衛制度，明確規定“對正在進行行兇、殺人、搶劫、強姦、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採取防衛行爲，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，不屬於防衛過當，不負刑事責任”，以鼓勵公民對違法犯罪行爲實施自衛。
然而，基層執法司法機關對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，普遍存在把握過嚴甚至嚴重失當等問題，導致刑法第二十條基本上成了沉睡條款，直至於歡辱母案、崑山反殺案、福建趙宇案、淶源反殺案、杭州盛春平案等案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，最高司法機關介入指導，纔開始激活正當防衛制度。
2020年9月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聯合發佈《關於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指導意見》），併發布七個涉正當防衛的典型案例，正式激活正當防衛制度，但實踐效果仍然有限。
電影《第二十條》片後的字幕交待：“在最高檢的指導下，檢察院認爲王永強採取制止暴力侵害的防衛行爲，符合《中人民共和國刑法》第二十條之規定，屬於正當防衛，不負刑事責任，最終對王永強作出不起訴決定”。假如沒有最高檢的指導，基層檢察院還敢認定王永強的行爲屬於正當防衛嗎？大家看了電影，應當心中有數。
正當防衛條款早已存在，爲什麼一直沉睡？部分基層執法司法人員爲什麼不敢大膽適用正當防衛制度？對此衆說紛紜。
一是陝西省檢察院譚鵬專委接受記者訪談時提出：在案件發生死傷的情況下，成因、證據複雜，“人死爲大”“死了人就佔理”的觀念和輿論環境常常會對辦案人員產生影響和壓力，同時刑法規定較爲原則、抽象，在《指導意見》頒佈實施之前，法學理論界與實務界對正當防衛認定中的不法侵害、正在進行、防衛與互毆等情形的判定存在許多爭論，加之一些案件的情況錯綜複雜，證據取證受限等，導致對正當防衛的精準把握難度較大。
二是蘇州市檢察院王勇副檢察長接受記者訪談時提出：很多辦案人員習慣站在事後的角度、局外人的角色冷靜觀察，這樣就很難捕捉到當事人潛藏於內心的行爲動機、主觀目的等。更重要的是，這樣會喪失洞察案件中人情的最佳視角。有的辦案人，對出現傷害結果的案件，只關注審查暴力升級時的這個“時間點”，就容易得出一個互毆或者傷害的結論。
三是郝亞超律師在其微信公衆號文章中分析：其一，長久以來，我們的社會不主張“以暴制暴”，社會秩序和穩定壓倒一切。否則，城管怎麼管？其二，有傷亡的一方往往會鬧事、上訪，誰鬧誰有理，司法機關“息事寧人”。其三，全社會的法治精神不足。在上述因素的影響下，民衆“見義勇爲”的積極性越來越低。
這個問題有點敏感，誰都不想說得太多太透。張慶方律師在其微博中也只是點到爲止：“當前普遍困擾國民的不是私人的暴力侵害，而是公權力的肆意妄爲。”
是的，問題的本質或者關鍵可能是：如果公民對於私人的不法侵害可以防衛，那麼對於公權力的不法侵害是否也可以防衛？基層執法司法人員處於一線，面臨更多考驗、更大風險，害怕其正當的執法司法行爲遭受阻撓、報復，爲了社會秩序和自身安全，部分人不願或者不敢把自衛權交還給公民個人。
我認爲，依法治國、依法行政就要求嚴格執法、公正司法，就不能違反程序、濫用權力。如果公職人員違反程序、濫用權力，擅自對他人實施不法侵害，對方照樣可以自衛。這在法理上沒有任何問題。當然，如果對正當的執法司法行爲實施阻撓、報復，則有妨害公務罪、尋釁滋事罪、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等相應的罪名予以嚴厲懲治，一線執法司法人員完全不用擔心。
這次，最高人民檢察院監製的電影《第二十條》，再次向社會釋放國家支持正當防衛、鼓勵見義勇爲的強烈信號。
因此，請基層執法司法人員放下包袱，放心大膽地把自衛權還給公民個人。要始終堅信，允許、鼓勵公民對一切不法侵害行爲實施防衛，不僅有利於法治國家、和諧社會建設，也有利於每一個人，包括基層執法司法人員的安全、幸福！
